（图片来源：新华社）

2021年6月29日，“七一勋章”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。马毛姐、王书茂、王占山等29人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手中接过了这一象征党内最高荣誉的勋章。他们中，有纺织工人的代表，有著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，有革命先烈的后代，也有九死一生的战斗英雄……他们来自各行各业，但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——共产党员。

在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口述历史资料库中，珍藏了6位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的采访影像。他们中有的人已经作古，有的已近百岁高龄，这些影像资料，难以再得。

 为了响应总书记“大力宣传‘七一勋章’获得者的感人事迹和崇高品德”的号召，我们在尊重受访者意愿的前提下，从其中5位受访者的口述实录中，精选了5个片段，以飨读者。

 “广播电台叫我用俄文读毛主席的宣言，开国的宣言”

 瞿独伊，1946年8月入党，赓续红色基因的革命烈士后代，开国大典上用俄语向全世界播出毛主席讲话，我国第一批驻外记者。

 ●访谈时间：2009年；原始资料时长：512分钟；访谈人：刘宇

 ●本篇文字整理：杨梦琳

 在我们共和国成立前，苏联派了以法捷耶夫为团长，西蒙诺夫为副团长的文化代表团。这个代表团实际上等于（苏联）政府代表团，来参加我们的国庆，也就是承认我们，所以我一直是给代表团做翻译。在国庆那一天，1949年10月1号的时候，我陪他们在天安门的台子上，在天安门右侧。很多人，大概有十几个，都是有名的文化人士，俄罗斯教育部副部长，有名的舞蹈演员，有名的作家等等。毛主席讲完宣言以后，就开始检阅。检阅没有完的时候，就要开始群众游行的时候，廖承志跑过来找我，“独伊，独伊，快一点来，快一点来！”我说什么事？“快来，我等会儿告诉你。”我就出来，出来车子去了广播电台，广播电台叫我用俄文读毛主席的宣言，开国的宣言。那个时候没有录像带，用唱片录。我先自己看了，看了以后就直接读一遍，读一遍中间有个疙瘩，就没有读好，重新来，就是第二片，第二个唱片来录。录下来以后就再没有去天安门了。

 这样过（了）两天，从东北来了一个同志，一个认识我们的朋友，他就说：“我在东北的时候，听到俄文广播，毛主席的宣言，读的宣言，天安门的宣言，好像听到是你的声音，是你吗？”我说是我说的。说明有人听到了，当然那个时候是非常高兴。当时听毛主席的宣言，尤其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，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这个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，几十年的斗争，有结果了。

1950年的3月份，（组织上）决定李何和我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。李何是老新闻工作者，我当然中文不好，没有新闻工作的经验，但是我俄文好，他的俄文完全是自学的。

 我们分社要创建的时候，工作也比较难，是大使馆给我们租了房子。租的房子很小，（指采访间）一间房子大概有半个这个大，另外一间也是半个那么大，就是住的。有厨房，有洗脸间，有卧室和吃饭的地方。我们刚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，陈祖涛、张玛娅就来看我们，他们先出去了，到店里去买壶，买炒勺，买这些吃饭要用的东西，锅、瓢、碗筷，买这些东西，买了就给我们送来了。

 我们初建新华社分社的时候，确实是个八大员。八大员就是什么样的员？我是翻译，一个员；发电报要译电，我们没有专门的译电员，要译电员；发电报或者是写新闻，还要翻成中文，翻成中文要打字，我是打字员；通讯员，要送这个、送那个，都要自己跑，没有专门通讯员；又是会计，因为都是要自己算账；采购员，要买菜；炊事员，要做菜；还有记者采访。这么多都要我们自己兼。还有要做保姆一样的事，打扫，卫生员，什么都要自己做。

 当时定级有工资的时候，给我们两个人的，就是1900卢布。当时我跟李何讲，我建议，我们国家还很困难，我们是不是减工资。我工作能力没有你那么强，你少减一点，我多减一点。他减到1500，我减到1200，从1900减到1200，他从1900减到1500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工资少得多了。以后定工资就是这么定的，按照这个。

 “你得把生活钻透了”

 蓝天野，1945年9月入党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演员、导演，一生奉献给人民文艺事业，为中国话剧艺术繁荣发展做出重大贡献。

 ●访谈时间：2004年；原始资料时长：132分钟；访谈人：赵一工

 ●本篇文字整理：李岩

 《茶馆》最后这几次演出，（19）91、（19）92年的，已经有一组中青年演员把原来（上了年纪）的逐渐顶替下来。我当时就想，如果将来拍《茶馆》，要再找一个导演，重新研究剧本，重新提出我的构思，重新找演员，重新再创作，不描红模子。如果还按照原来的模子刻出来，这不是艺术创作。

 我们当时去法兰西喜剧院，（参加庆祝法兰西喜剧院成立）300周年（的纪念活动），他们给我们看了一个戏——《醉心于贵族的小市民》，还是莫里哀的戏，人家重新排，那些演员演得真好。

 重新拍的《茶馆》我看了，有一条，我听这些主演讲，现在的演出比较生活化，我说可以，但是“生活”怎么理解。我们当初体验生活花的时间和精力，比在排演场用的时间和精力还要多，因为我们不熟悉（剧中人物的）生活，我们得下功夫去熟悉。你现在排戏不下功夫，直接进排演场，你说生活，也不过是说话自然一点儿。我们当时为什么那样（表演），因为焦菊隐先生觉得那时候话剧温温吞吞，所以向民族戏曲学习，强调表现力。我出场时亮相，甩辫子，从台后走到中间，都是有意识地这样做，当时就是要强调一下，更鲜明一点。

 现在可以不这么做，我主张你重新创作，但是要有扎扎实实的生活功底，还得有更鲜明的人物形象，不同于原来的形象。这些从哪儿来？你得熟悉生活，你得把生活钻透了。不去研究生活，光是在舞台上表演得随意一点儿，这不是“生活化”最主要的含义。 

 我们（19）92年演《茶馆》演了不止一场，当时谁也没有说是告别演出，确实没有打算作为告别演出。当时觉得（19）90年就算最后的演出了，亚运会的时候演出了，以后就不演了，因为演员的年纪都越来越大了。（19）92年北京人艺四十周年，我们一起再演一次《茶馆》，谁也没有去想这就是告别演出。但是观众当时有这么一种心理，后来我们是逐渐感觉到的，有一场戏演完，最后一谢幕，看见台底下有些白的东西，在台上看不太清楚，后来才明白是观众自发地做了一些白的圆领衫，印了“《茶馆》”。观众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演员签名，这些都体现了观众对这个戏的一种留恋。还有一次我们在首都剧场演出，在谢幕的过程中，从台口处上来几个小伙子，打开一块白布，很长，用毛笔写着“戏魂国粹”，主动蹲在演员前面拉开，这个照片还在。有的观众整个戏的词儿一句不落都会，都记得住，他就是要再听一遍，再看一遍，把自己的心情融到里面去。

 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戏剧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门类，能够在观众当中扎根影响这么深，一是因为《茶馆》这个戏是老舍先生的大手笔，是惊世之作；另外一点，我觉得焦菊隐先生在中国话剧历史上的贡献也是无法磨灭的。

 “机枪夺过来，敌人全都往下垮”

 柴云振，1949年12月入党，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、特等功臣，1985年荣获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。

 ●访谈时间：2016年；原始资料时长：72分钟；访谈人：张新

 ●本篇文字整理：高海涛

 那一天我们的二营（营长），武尚志，外号我们喊武和尚，他在指挥。那一天就开到朝鲜前线。在我们营指挥所那个地方，他就喊：“8连8班长，带领全班，坚决给我把这些敌人消灭掉。”我们那时候心还是齐，只要说起打鬼子，那就是想和鬼子干。那时候就是打朴达峰阻击战。

 那个没有说的，打仗只要命令一下来，我答应。我光答应了人，没有行动，我怎么行动？只有我一个人了。营长眼睛一看，顺手派了两个通信员给我。

 四个人分成两组。那么高的那么大一座山，敌人还有一个排在里面，也有大炮、机枪。结果一打，把敌人又攻下去了。弹药也打光了。我们（左路）两个人，我就命令一个人，守住原来我们山上的阵地。我一个人就顺着敌人的山脚，直往敌人山顶上攻击。

 怎么攻？只有背着（敌人）攻了，没办法了，只好凭自己的本事了。我就摸上山，敌人还有个连在那里守住的。我捡了敌人四个手榴弹，放在荷包里头。爬来爬去,爬到敌人的山头了。敌人那时候还没有发觉我，我就想的是敌人碉堡那个指挥部，想的是把它消灭了。

 我背着敌人看不到的地方，直接冲上地堡的门口，我一个手榴弹打下去，二个手榴弹……手榴弹一爆炸了，这个就不管了。山顶上还有一个高山，在敌人地堡顶上架起一架机枪在那里，他就抓着枪在乱打了。打来打去，我还是把他机枪夺过来。机枪夺过来了，敌人一个连的兵力，全部都在往下垮。垮呀垮，垮下去，我就机枪给你妈一放，就那一巢子弹全部放完，好，看到敌人大部队都垮了。

 我自己感觉到还要搜索，地堡一转过来，发现三个敌人在交叉口卧着。我就先从远的打起，只有我一杆枪了，不敢打快机（连发），只有慢机（单发）。我就发现一个打倒一个。再往下，往敌人那交通沟里，最后我就发现，隔我十公尺远有个敌人，在那里卧着。我就喊他缴枪不杀，边冲边打。打也没打到，我就一个纵步跳过去，把敌人按住。那就只有拼。

 那天下了点雨。一抱着，两人都在打，自己没想活了，（只想）把这个敌人整死。那有一点稀泥巴，砸眼睛，抓到石头就砸脑壳。砸来砸去，把敌人砸死了。

 没有发觉还有个敌人在后面，他也站起来，他就拿枪比着，不准动。那一下他占上风，他把我指住，我没办法了，扑过去，抓着又打起来。我们两个人也不开腔了，你说话他不懂，他说话我也不懂，两个就是这样打呀打，打呀打。

 那个工事上面有一个手榴弹，身子要动才能拿得到。想拿手榴弹放在敌人的腰里，我们同归于尽。他一只手给我打掉了，把我的两个手拉住了，我也拉敌人。那时候敌人个子比我粗，也高大。我就是用手指头去抓敌人的眼睛，头一下没抓到，滑下来了。第二下像这样一拖，往敌人嘴巴这样过去了，他口一张就给我咬断，差点就咬断了。

 最后两个趴着不说话了，两个都是泥巴滚了的，满身的泥巴。他捡了那么大块石头，两个手就给我一石头打来，石头打烂了，我也打晕了，只听着我后面，“哒哒哒”机枪响了，才把这个敌人打死了。我们营部带了一个连上来了。

“越是扎根民族土壤的作品越有生命力”

 吕其明，1945年9月入党，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，一生坚持歌颂党、歌颂祖国、歌颂劳动人民，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等歌曲广为传唱。

 ●访谈时间：2004年；原始资料时长：150分钟；访谈人：赵一工

 ●本篇文字整理：徐铁忠

 我讲一讲当时写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这个作品的简单过程吧。开始的时候，我记得在文学剧本里面好像没有这首歌，我和赵明导演在交谈的时候，就觉得整个影片是一部惊险片，从头到尾弦绷得非常紧，有充分的时间和篇幅来展现影片中（人物）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形象，但是表现铁道游击队员们的另一面，就是他们的革命浪漫主义、乐观主义精神篇幅比较少。当时和导演商量，最好能够写一首插曲，放在影片的后半部分，就是高潮处——铁道游击队受了挫折，被敌人赶到了微山湖这个岛上，经过了一天的战斗，逐渐平静下来了，在这个时候人们唱起了歌谣。

 这首歌曲究竟怎么写，当时谁也没有经验。在（上世纪）五六十年代，有个很好的风气——集思广益，集体创作，大家为了搞好一部影片，都来献计献策，你一句我一句，都是好心，而且都没有经验，都是根据自己的感觉。有的说，应该写一首进行曲，表现他的革命英雄主义；有的说，（应该）像那个苏联影片，在森林里面战斗的间歇，苏联的士兵拉起手风琴（唱）“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”，非常抒情。就这样，各种各样的议论。

 当然，最后还是要我拿主意。我就根据大家谈的，自己独立思考。一个是根据影片中的要求，要表现铁道游击队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，同时又要表现他们的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生活给了我依据——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，我所接触到的游击队员们，他们给我的感受。我就想，哪一种歌曲在这些不识字的农民口中唱出来，让人家相信就是他们唱的。在这些不识字的游击队员的口中，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的东西，所以我当时就决定，以浓郁的山东民歌风格的曲调，把革命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、乐观主义精神结合起来。

 当时请了两位同志，一位是诗人芦芒，另一位是何彬，他们两位写了一首很好的歌曲，开始的时候四句：“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……”非常的抒情，表现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；而中间“爬上飞快的火车，像骑上奔驰的骏马……”表现他们要压倒一切敌人，不被敌人所屈服的革命英雄主义，把这两者（很好地）结合起来。

 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，没有用编曲的方法，就是拿一首现成的民歌为蓝本来改。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像山东哪一首歌曲，你根本找不出来，但它又是地地道道的山东民歌风格，（这就是）神韵。我是追求一种神似，而不是形似。三年解放战争，我都是在山东渡过的，我学习了大量的山东民歌和山东的戏曲音乐。因此我对山东民歌的风格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熟悉，所以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没使什么劲，像闸门打开泉水就涌出来。而且在演唱上，我也采用了土嗓子，不是正规的合唱队那种演唱，都是业余的合唱队来唱的，没有表演的痕迹，尽量地让它生活化。

 当然我也绝对没有想到，这个歌在40多年以后人们还在传唱。这首歌曲的创作也给了我很深的启迪。什么呢？就是越是扎根民族土壤的作品越有生命力。这首歌曲之所以没有被人们遗忘，就是（因为）它来自生活，扎根于民族的土壤。

“我做这个工作是为党为人民”

 黄宝妹，1952年11月入党，新中国纺织工人的优秀代表，两次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。

 ●访谈时间：2007年；原始资料时长：90分钟；访谈人：赵一工

 ●本篇文字整理：张龙珠

 我家庭很苦的，14岁就进了现在的国棉十七厂，那个时候叫裕丰纱厂，还在日本人手里。解放以后我非常高兴，那个时候提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，当家作主人了，都高兴得不得了。我们要感谢共产党、毛主席解放我们这些穷苦的人，所以拼命干，想报恩。

 后来厂里面要求扫盲，我们都是文盲，下班以后读书，学技术。领导说我们工人太苦了，那个时候12个小时（工作制），改成10个半小时。后来厂里开三班，每班八小时，我们想这样就缺一个班了，觉得应该要提高技术。

 我们几个人实验，本来一个人只看一台车，后来看三台车，一个人专门做清洁，结果不行，改成看两台车。又扩大看台，原本400个锭子，改成800个锭子，操作规程都要改变。我们就双手打擦板，不跑回头路，改进一些冤枉动作，实验成功了。这个时候劲头出来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不觉得自己苦。

 我们的责任一个是纺好纱，扩大看锭，还要节约浪费。在工作时要求皮辊花要减少。就是（设备）别纱了，你技术不好，没有去及时接它，一直在放棉花，就很浪费，这叫皮辊花。那时候提出来一两皮辊花等于三碗白米饭，我们解放以前白米饭也吃不到啊，浪费太可惜了。我就巡回加强计划性、灵活性，提高技术，我皮辊花一直是很少的。有人说我把皮辊花扔掉了，我想冤枉了，我辛辛苦苦做的，这样又闹思想。

 闹思想的时候，党组织、团组织教育我，跟我说：“你工作不能落后，还是要朝前走。他们讲让他去讲，只要你自己不是这样做的，你的工作不是为他做的，你是为国家做的，为党，为人民做的。”我才想通了，从今以后碰到困难都是这样想，做劳动模范不是容易的啊。我自己有一个宗旨就是，我做这个工作是为党，为人民，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能够经得住考验，这样下定决心。

 （19）53年的时候要评全国纺织工业部的劳动模范，每个小组评出最好的一个，小组里把我提出来了。我说：“评全国纺织工业部的劳动模范，把我提出来不是看我笑话嘛。”我还跟他们有意见。他们说：“上面讲要选小组里最好的，你是我们小组最好的。”又先在车间里比，比后到厂里边比，我们厂里有4个车间，然后上海纺织工会再评，就被评为了全国劳模。讲我达到了郝建秀的水平，我皮辊花最少。后来通知下来，叫我到北京开会。哎呦，我做梦也没想到叫我到北京开会去，一下评了全国纺织工业部劳模。

 当时从上海乘火车到北京七天七夜，一上车就看到农民老苦的，赤了膊种田，皮肤晒得像酱油一样。想想，我们纺织工人责任很大，要让全国人民都穿上衣服啊。开会回来就有责任感了，开始是报恩思想，报答党，报答毛主席，拼命工作，现在我想我这个纺织工人应该有责任，让我们全国人民都穿上衣服，并且是穿好的，不要有次品。陈少敏是全国纺织工会的主席，她在会上讲，评为劳动模范以后不要骄傲，骄傲自满使人落后，要谦虚认真，要虚心学习。我就虚心跟人家学习，好的地方值得我学习，不是说我是劳动模范了，我就最好，这个思想要不得。所以我一连从（19）53年到（19）59年，每年都是上海市劳模，两次全国中纺部的劳模。我自己觉得真的和我们党组织的教育和帮助，群众的帮助教育分不开的。

 虽然 这些最高荣誉的获得者身处祖国不同的地方，在不同的岗位上，担负着不同的责任使命，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，他们都来自人民、植根人民，是立足本职、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。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，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。

 “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。”希望我们能从他们的人生际遇中找到方向，在他们的生命感悟里获得力量，崇尚先进、见贤思齐，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创造更多更大的成绩，共同擘画祖国美好的明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