口述历史|他们是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

发布者:李岩发布时间:2021-07-01浏览次数:641

 (图片来源:新华社)

2021629日,“七一勋章”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。马毛姐、王书茂、王占山等29人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手中接过了这一象征党内最高荣誉的勋章。他们中,有纺织工人的代表,有著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,有革命先烈的后代,也有九死一生的战斗英雄……他们来自各行各业,但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——共产党员。

在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口述历史资料库中,珍藏了6位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的采访影像。他们中有的人已经作古,有的已近百岁高龄,这些影像资料,难以再得。

 为了响应总书记“大力宣传‘七一勋章’获得者的感人事迹和崇高品德”的号召,我们在尊重受访者意愿的前提下,从其中5位受访者的口述实录中,精选了5个片段,以飨读者。


 “广播电台叫我用俄文读毛主席的宣言,开国的宣言”

 瞿独伊,19468月入党,赓续红色基因的革命烈士后代,开国大典上用俄语向全世界播出毛主席讲话,我国第一批驻外记者。

 ●访谈时间:2009年;原始资料时长:512分钟;访谈人:刘宇

 ●本篇文字整理:杨梦琳

 在我们共和国成立前,苏联派了以法捷耶夫为团长,西蒙诺夫为副团长的文化代表团。这个代表团实际上等于(苏联)政府代表团,来参加我们的国庆,也就是承认我们,所以我一直是给代表团做翻译。在国庆那一天,1949101号的时候,我陪他们在天安门的台子上,在天安门右侧。很多人,大概有十几个,都是有名的文化人士,俄罗斯教育部副部长,有名的舞蹈演员,有名的作家等等。毛主席讲完宣言以后,就开始检阅。检阅没有完的时候,就要开始群众游行的时候,廖承志跑过来找我,“独伊,独伊,快一点来,快一点来!”我说什么事?“快来,我等会儿告诉你。”我就出来,出来车子去了广播电台,广播电台叫我用俄文读毛主席的宣言,开国的宣言。那个时候没有录像带,用唱片录。我先自己看了,看了以后就直接读一遍,读一遍中间有个疙瘩,就没有读好,重新来,就是第二片,第二个唱片来录。录下来以后就再没有去天安门了。

 这样过(了)两天,从东北来了一个同志,一个认识我们的朋友,他就说:“我在东北的时候,听到俄文广播,毛主席的宣言,读的宣言,天安门的宣言,好像听到是你的声音,是你吗?”我说是我说的。说明有人听到了,当然那个时候是非常高兴。当时听毛主席的宣言,尤其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,人民共和国成立了,这个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,几十年的斗争,有结果了。

1950年的3月份,(组织上)决定李何和我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。李何是老新闻工作者,我当然中文不好,没有新闻工作的经验,但是我俄文好,他的俄文完全是自学的。

 我们分社要创建的时候,工作也比较难,是大使馆给我们租了房子。租的房子很小,(指采访间)一间房子大概有半个这个大,另外一间也是半个那么大,就是住的。有厨房,有洗脸间,有卧室和吃饭的地方。我们刚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,陈祖涛、张玛娅就来看我们,他们先出去了,到店里去买壶,买炒勺,买这些吃饭要用的东西,锅、瓢、碗筷,买这些东西,买了就给我们送来了。

 我们初建新华社分社的时候,确实是个八大员。八大员就是什么样的员?我是翻译,一个员;发电报要译电,我们没有专门的译电员,要译电员;发电报或者是写新闻,还要翻成中文,翻成中文要打字,我是打字员;通讯员,要送这个、送那个,都要自己跑,没有专门通讯员;又是会计,因为都是要自己算账;采购员,要买菜;炊事员,要做菜;还有记者采访。这么多都要我们自己兼。还有要做保姆一样的事,打扫,卫生员,什么都要自己做。

 当时定级有工资的时候,给我们两个人的,就是1900卢布。当时我跟李何讲,我建议,我们国家还很困难,我们是不是减工资。我工作能力没有你那么强,你少减一点,我多减一点。他减到1500,我减到1200,从1900减到1200,他从1900减到1500。这样子的话,我们就工资少得多了。以后定工资就是这么定的,按照这个。


 “你得把生活钻透了”

 蓝天野,19459月入党,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演员、导演,一生奉献给人民文艺事业,为中国话剧艺术繁荣发展做出重大贡献。

 ●访谈时间:2004年;原始资料时长:132分钟;访谈人:赵一工

 ●本篇文字整理:李岩

 《茶馆》最后这几次演出,(1991、(1992年的,已经有一组中青年演员把原来(上了年纪)的逐渐顶替下来。我当时就想,如果将来拍《茶馆》,要再找一个导演,重新研究剧本,重新提出我的构思,重新找演员,重新再创作,不描红模子。如果还按照原来的模子刻出来,这不是艺术创作。

 我们当时去法兰西喜剧院,(参加庆祝法兰西喜剧院成立)300周年(的纪念活动),他们给我们看了一个戏——《醉心于贵族的小市民》,还是莫里哀的戏,人家重新排,那些演员演得真好。

 重新拍的《茶馆》我看了,有一条,我听这些主演讲,现在的演出比较生活化,我说可以,但是“生活”怎么理解。我们当初体验生活花的时间和精力,比在排演场用的时间和精力还要多,因为我们不熟悉(剧中人物的)生活,我们得下功夫去熟悉。你现在排戏不下功夫,直接进排演场,你说生活,也不过是说话自然一点儿。我们当时为什么那样(表演),因为焦菊隐先生觉得那时候话剧温温吞吞,所以向民族戏曲学习,强调表现力。我出场时亮相,甩辫子,从台后走到中间,都是有意识地这样做,当时就是要强调一下,更鲜明一点。

 现在可以不这么做,我主张你重新创作,但是要有扎扎实实的生活功底,还得有更鲜明的人物形象,不同于原来的形象。这些从哪儿来?你得熟悉生活,你得把生活钻透了。不去研究生活,光是在舞台上表演得随意一点儿,这不是“生活化”最主要的含义。 

 我们(1992年演《茶馆》演了不止一场,当时谁也没有说是告别演出,确实没有打算作为告别演出。当时觉得(1990年就算最后的演出了,亚运会的时候演出了,以后就不演了,因为演员的年纪都越来越大了。(1992年北京人艺四十周年,我们一起再演一次《茶馆》,谁也没有去想这就是告别演出。但是观众当时有这么一种心理,后来我们是逐渐感觉到的,有一场戏演完,最后一谢幕,看见台底下有些白的东西,在台上看不太清楚,后来才明白是观众自发地做了一些白的圆领衫,印了“《茶馆》”。观众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演员签名,这些都体现了观众对这个戏的一种留恋。还有一次我们在首都剧场演出,在谢幕的过程中,从台口处上来几个小伙子,打开一块白布,很长,用毛笔写着“戏魂国粹”,主动蹲在演员前面拉开,这个照片还在。有的观众整个戏的词儿一句不落都会,都记得住,他就是要再听一遍,再看一遍,把自己的心情融到里面去。

 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戏剧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门类,能够在观众当中扎根影响这么深,一是因为《茶馆》这个戏是老舍先生的大手笔,是惊世之作;另外一点,我觉得焦菊隐先生在中国话剧历史上的贡献也是无法磨灭的。


 机枪夺过来,敌人全都往下垮”

 柴云振,194912月入党,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、特等功臣,1985年荣获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。

 ●访谈时间:2016年;原始资料时长:72分钟;访谈人:张新

 ●本篇文字整理:高海涛

 那一天我们的二营(营长),武尚志,外号我们喊武和尚,他在指挥。那一天就开到朝鲜前线。在我们营指挥所那个地方,他就喊:“88班长,带领全班,坚决给我把这些敌人消灭掉。”我们那时候心还是齐,只要说起打鬼子,那就是想和鬼子干。那时候就是打朴达峰阻击战。

 那个没有说的,打仗只要命令一下来,我答应。我光答应了人,没有行动,我怎么行动?只有我一个人了。营长眼睛一看,顺手派了两个通信员给我。

 四个人分成两组。那么高的那么大一座山,敌人还有一个排在里面,也有大炮、机枪。结果一打,把敌人又攻下去了。弹药也打光了。我们(左路)两个人,我就命令一个人,守住原来我们山上的阵地。我一个人就顺着敌人的山脚,直往敌人山顶上攻击。

 怎么攻?只有背着(敌人)攻了,没办法了,只好凭自己的本事了。我就摸上山,敌人还有个连在那里守住的。我捡了敌人四个手榴弹,放在荷包里头。爬来爬去,爬到敌人的山头了。敌人那时候还没有发觉我,我就想的是敌人碉堡那个指挥部,想的是把它消灭了。

 我背着敌人看不到的地方,直接冲上地堡的门口,我一个手榴弹打下去,二个手榴弹……手榴弹一爆炸了,这个就不管了。山顶上还有一个高山,在敌人地堡顶上架起一架机枪在那里,他就抓着枪在乱打了。打来打去,我还是把他机枪夺过来。机枪夺过来了,敌人一个连的兵力,全部都在往下垮。垮呀垮,垮下去,我就机枪给你妈一放,就那一巢子弹全部放完,好,看到敌人大部队都垮了。

 我自己感觉到还要搜索,地堡一转过来,发现三个敌人在交叉口卧着。我就先从远的打起,只有我一杆枪了,不敢打快机(连发),只有慢机(单发)。我就发现一个打倒一个。再往下,往敌人那交通沟里,最后我就发现,隔我十公尺远有个敌人,在那里卧着。我就喊他缴枪不杀,边冲边打。打也没打到,我就一个纵步跳过去,把敌人按住。那就只有拼。

 那天下了点雨。一抱着,两人都在打,自己没想活了,(只想)把这个敌人整死。那有一点稀泥巴,砸眼睛,抓到石头就砸脑壳。砸来砸去,把敌人砸死了。

 没有发觉还有个敌人在后面,他也站起来,他就拿枪比着,不准动。那一下他占上风,他把我指住,我没办法了,扑过去,抓着又打起来。我们两个人也不开腔了,你说话他不懂,他说话我也不懂,两个就是这样打呀打,打呀打。

 那个工事上面有一个手榴弹,身子要动才能拿得到。想拿手榴弹放在敌人的腰里,我们同归于尽。他一只手给我打掉了,把我的两个手拉住了,我也拉敌人。那时候敌人个子比我粗,也高大。我就是用手指头去抓敌人的眼睛,头一下没抓到,滑下来了。第二下像这样一拖,往敌人嘴巴这样过去了,他口一张就给我咬断,差点就咬断了。

 最后两个趴着不说话了,两个都是泥巴滚了的,满身的泥巴。他捡了那么大块石头,两个手就给我一石头打来,石头打烂了,我也打晕了,只听着我后面,“哒哒哒”机枪响了,才把这个敌人打死了。我们营部带了一个连上来了。


越是扎根民族土壤的作品越有生命力”

 吕其明,19459月入党,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,一生坚持歌颂党、歌颂祖国、歌颂劳动人民,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等歌曲广为传唱。

 ●访谈时间:2004年;原始资料时长:150分钟;访谈人:赵一工

 ●本篇文字整理:徐铁忠

 我讲一讲当时写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这个作品的简单过程吧。开始的时候,我记得在文学剧本里面好像没有这首歌,我和赵明导演在交谈的时候,就觉得整个影片是一部惊险片,从头到尾弦绷得非常紧,有充分的时间和篇幅来展现影片中(人物)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形象,但是表现铁道游击队员们的另一面,就是他们的革命浪漫主义、乐观主义精神篇幅比较少。当时和导演商量,最好能够写一首插曲,放在影片的后半部分,就是高潮处——铁道游击队受了挫折,被敌人赶到了微山湖这个岛上,经过了一天的战斗,逐渐平静下来了,在这个时候人们唱起了歌谣。

 这首歌曲究竟怎么写,当时谁也没有经验。在(上世纪)五六十年代,有个很好的风气——集思广益,集体创作,大家为了搞好一部影片,都来献计献策,你一句我一句,都是好心,而且都没有经验,都是根据自己的感觉。有的说,应该写一首进行曲,表现他的革命英雄主义;有的说,(应该)像那个苏联影片,在森林里面战斗的间歇,苏联的士兵拉起手风琴(唱)“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”,非常抒情。就这样,各种各样的议论。

 当然,最后还是要我拿主意。我就根据大家谈的,自己独立思考。一个是根据影片中的要求,要表现铁道游击队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,同时又要表现他们的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,这是其一。其二,生活给了我依据——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,我所接触到的游击队员们,他们给我的感受。我就想,哪一种歌曲在这些不识字的农民口中唱出来,让人家相信就是他们唱的。在这些不识字的游击队员的口中,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的东西,所以我当时就决定,以浓郁的山东民歌风格的曲调,把革命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、乐观主义精神结合起来。

 当时请了两位同志,一位是诗人芦芒,另一位是何彬,他们两位写了一首很好的歌曲,开始的时候四句:“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……”非常的抒情,表现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;而中间“爬上飞快的火车,像骑上奔驰的骏马……”表现他们要压倒一切敌人,不被敌人所屈服的革命英雄主义,把这两者(很好地)结合起来。

 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,没有用编曲的方法,就是拿一首现成的民歌为蓝本来改。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像山东哪一首歌曲,你根本找不出来,但它又是地地道道的山东民歌风格,(这就是)神韵。我是追求一种神似,而不是形似。三年解放战争,我都是在山东渡过的,我学习了大量的山东民歌和山东的戏曲音乐。因此我对山东民歌的风格,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熟悉,所以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没使什么劲,像闸门打开泉水就涌出来。而且在演唱上,我也采用了土嗓子,不是正规的合唱队那种演唱,都是业余的合唱队来唱的,没有表演的痕迹,尽量地让它生活化。

 当然我也绝对没有想到,这个歌在40多年以后人们还在传唱。这首歌曲的创作也给了我很深的启迪。什么呢?就是越是扎根民族土壤的作品越有生命力。这首歌曲之所以没有被人们遗忘,就是(因为)它来自生活,扎根于民族的土壤。


我做这个工作是为党为人民”

 黄宝妹,195211月入党,新中国纺织工人的优秀代表,两次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。

 访谈时间:2007年;原始资料时长:90分钟;访谈人:赵一工

 ●本篇文字整理:张龙珠

 我家庭很苦的,14岁就进了现在的国棉十七厂,那个时候叫裕丰纱厂,还在日本人手里。解放以后我非常高兴,那个时候提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,当家作主人了,都高兴得不得了。我们要感谢共产党、毛主席解放我们这些穷苦的人,所以拼命干,想报恩。

 后来厂里面要求扫盲,我们都是文盲,下班以后读书,学技术。领导说我们工人太苦了,那个时候12个小时(工作制),改成10个半小时。后来厂里开三班,每班八小时,我们想这样就缺一个班了,觉得应该要提高技术。

 我们几个人实验,本来一个人只看一台车,后来看三台车,一个人专门做清洁,结果不行,改成看两台车。又扩大看台,原本400个锭子,改成800个锭子,操作规程都要改变。我们就双手打擦板,不跑回头路,改进一些冤枉动作,实验成功了。这个时候劲头出来了,高兴得不得了,不觉得自己苦。

 我们的责任一个是纺好纱,扩大看锭,还要节约浪费。在工作时要求皮辊花要减少。就是(设备)别纱了,你技术不好,没有去及时接它,一直在放棉花,就很浪费,这叫皮辊花。那时候提出来一两皮辊花等于三碗白米饭,我们解放以前白米饭也吃不到啊,浪费太可惜了。我就巡回加强计划性、灵活性,提高技术,我皮辊花一直是很少的。有人说我把皮辊花扔掉了,我想冤枉了,我辛辛苦苦做的,这样又闹思想。

 闹思想的时候,党组织、团组织教育我,跟我说:“你工作不能落后,还是要朝前走。他们讲让他去讲,只要你自己不是这样做的,你的工作不是为他做的,你是为国家做的,为党,为人民做的。”我才想通了,从今以后碰到困难都是这样想,做劳动模范不是容易的啊。我自己有一个宗旨就是,我做这个工作是为党,为人民,遇到什么困难,都能够经得住考验,这样下定决心。

 (1953年的时候要评全国纺织工业部的劳动模范,每个小组评出最好的一个,小组里把我提出来了。我说:“评全国纺织工业部的劳动模范,把我提出来不是看我笑话嘛。”我还跟他们有意见。他们说:“上面讲要选小组里最好的,你是我们小组最好的。”又先在车间里比,比后到厂里边比,我们厂里有4个车间,然后上海纺织工会再评,就被评为了全国劳模。讲我达到了郝建秀的水平,我皮辊花最少。后来通知下来,叫我到北京开会。哎呦,我做梦也没想到叫我到北京开会去,一下评了全国纺织工业部劳模。

 当时从上海乘火车到北京七天七夜,一上车就看到农民老苦的,赤了膊种田,皮肤晒得像酱油一样。想想,我们纺织工人责任很大,要让全国人民都穿上衣服啊。开会回来就有责任感了,开始是报恩思想,报答党,报答毛主席,拼命工作,现在我想我这个纺织工人应该有责任,让我们全国人民都穿上衣服,并且是穿好的,不要有次品。陈少敏是全国纺织工会的主席,她在会上讲,评为劳动模范以后不要骄傲,骄傲自满使人落后,要谦虚认真,要虚心学习。我就虚心跟人家学习,好的地方值得我学习,不是说我是劳动模范了,我就最好,这个思想要不得。所以我一连从(1953年到(1959年,每年都是上海市劳模,两次全国中纺部的劳模。我自己觉得真的和我们党组织的教育和帮助,群众的帮助教育分不开的。

 虽然 这些最高荣誉的获得者身处祖国不同的地方,在不同的岗位上,担负着不同的责任使命,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,他们都来自人民、植根人民,是立足本职、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。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,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。

 “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。”希望我们能从他们的人生际遇中找到方向,在他们的生命感悟里获得力量,崇尚先进、见贤思齐,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创造更多更大的成绩,共同擘画祖国美好的明天。